1930年，为加强与全国各革命根据地的联系，党中央成立中共中央交通局，开辟长江、北方和南方3条秘密交通线。其中，由中共中央机关驻地上海经香港、汕头、大埔、永定、长汀到中央苏区瑞金的南方交通线，是持续时间最长、发挥作用最大、最为隐秘的一条。它见证了传递大量中央和地方文件、情报资料，运送苏区急需的物资和经费，安全掩护领导干部和优秀人才转移到中央苏区等任务的顺利执行，被誉为“中央红色交通线”。
肩负特殊神圣使命，有效确保苏区联络畅通。在异常艰苦的斗争环境下，能否保证信息畅通又保守军事秘密，不仅事关战争胜利，而且攸关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这条横越沪、港、汕三大城市，绵亘闽粤赣三省高山密林间的“中央红色交通线”应运而生。该交通线上的交通员突破敌人重重关卡，穿越赤白交界地区层层封锁线，闯过军警盘查和暗探追踪，避开反动民团袭击，出色完成传达中央文件、输送党内宣传品，并打探各地动向的任务。
出于安全考虑，交通线实行一整套保密方式。首先，交通站点多选择在店铺、茶馆、学校和一些娱乐场所，可以更好地迷惑敌人、完成掩护任务。其次，各线、站只同所在地党委书记一人联系。交通员一般只能单线联系，并不了解全线的情况。执行任务时，交通员常用画家、探亲者或商人等身份作掩护。为避免随身携带的情报和物资被搜查，交通员想尽了办法。他们使用密写药水将文件情报写在衬衫上，或印在字画、手绢以及线装书的反面。裤带、纸伞杆、柴火、装运书籍的竹篓，甚至手里的甜瓜瓤，都是其藏秘之处。每一次护送任务都危机四伏，需要交通员快速应变，与敌人斗智斗勇。
这条长达3000公里的“中央红色交通线”，从1930年建立到1934年红军长征出发，其间从未发生重大泄密事件，保证了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与中央苏区之间的上情下达和下情上送，成为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打通物资运送“大动脉”，确保苏区稳定运转。在国民党“不给赤匪粒米勺水之接济，片纸只鸟之通过”的严密经济封锁下，中央苏区的物质条件异常艰苦。食盐、药品、布匹、电器和军用器械等物资十分短缺。交通线上的各个交通站就成为红军物资的重要来源。汕头交通站是红军在白区的重要采购点。站长陈彭年利用开电器材料行之便，争取到社会各界的支持，暗地里将各类物资一箱箱地运往苏区。物资运到大埔青溪站后，往往先被隐藏在偏僻之地。待交通站的同志做好记号后，再通知苏区派出武装力量抢运。有时，青溪交通站的同志还要负责联络各乡村交通站，发动当地群众，假装挑粪下田或上山割草，将物资藏在粪桶或草料中，越过封锁线，一站接一站地传送至苏区。
通过这条交通线，苏区还为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提供了大量的工作经费。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东路军，直抵福建漳州，取得漳州大捷，这一仗共缴获2000余支枪、6门炮、13万余发子弹、4900余枚炮弹、2架飞机，还筹集到大量的布匹、粮食、食盐、胶鞋、药品等物资，另外还有上百万银圆。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安排部署下，地下交通员曾昌明、肖桂昌化装成外出务工的农民，将价值5000元的黄金藏在道具里，机智沉着地躲过土匪、警察的盘查，历尽艰辛将黄金安全地交给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交通员们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冲破重重关卡，安全运送大量重要物资，确保党中央机关和中央苏区的正常运转，为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作出重大贡献。
持续输血补充骨干队伍，加强苏区领导力量。中央苏区创建后，迫切需要各类人才。为满足根据地巩固和发展的迫切需求，中央十分重视并多次向苏区输送优秀干部，规模较大的就有3次，即1931年前后、1931年4月后和1933年初。第一次是由于我党我军在南方各省开辟多块革命根据地，迫切需要人才队伍力量补充。党中央决定抽调一批干部到中央苏区，其中包括中央和各地方的政治、军事领导干部，以及曾在苏联留学的党员和旅欧学生，包括叶剑英、张爱萍、左权、萧劲光等。第二次是由于国民党大肆搜捕清剿，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大批干部被及时转移至中央苏区。另外，共产国际也指示要派60%原本在白区工作的干部到苏区去，因此很多优秀干部陆续转移至苏区。其中包括周恩来、邓颖超、刘少奇、邓小平等。第三次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白色恐怖，党中央处于危险境地。中央苏区刚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外部环境相对稳定安全，正准备进行第四次反“围剿”。因此，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将党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首府瑞金。这次经“中央红色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的有张闻天、陈云、林伯渠、谢觉哉等人。此外，兵工厂、制弹厂、造布厂、印刷厂的多批技术工人及大批电讯技术人员和文艺工作者，都通过这条“中央红色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并在对敌斗争、生产建设、宣传发动等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贡献。
（摘自2022年9月15日《中国国防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