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不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部长们都曾回忆说，最怕周恩来总理的“认真”。
有一次，一位部长汇报工作时多次使用“大概”“可能”“差不多”等模糊字眼，周总理严厉的批评顿时让他下不来台：“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就是官僚主义！”
看到这样的故事，可能会有人叫屈——一部之长每天那么多“大事”要处理，些许细节不记得有什么大不了？大国总理日理万机，怎么还有心情和精力去抠几个字眼呢？
然而，“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若身居领导岗位者动辄满足于“大概”“可能”“差不多”，上行下效恐怕将成必然，各级工作里不知会注入多少“水分”。
时下热播剧《山海情》中有这样一段情节，某主管农业工作的领导干部不深入村间地头了解实际情况，为了“政绩”想当然地向上汇报和吹嘘，大搞形式主义，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倘若上级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如周总理一般足够“认真”，要求干部们都用实实在在的数据说话，还会被这种“大忽悠”型的干部蒙蔽一时吗？
事实上，周总理的“认真”不仅仅体现在跟部长们“抠字眼”，这两个字是贯穿他一生的“关键词”。因为认真，绝不肯搞特殊化为亲属“开后门”，侄子周尔辉一辈子留在了老家；因为认真，不占公家半分“便宜”，在照相馆获赠的照片非要自己付钱；因为认真，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后还一定要亲自核算相关数据；因为认真，病重时签字也不忘注明精确的时间……
回顾中共党史也会发现，不单是周总理，朱德、彭德怀、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生经历中都很容易提炼出一个共同的关键词——认真。他们不论是在青少年时期求学读书，还是后来在实际工作中，都有一股“较真”的劲头。或许在别人看来不值一提的小事，他们做起来却一定不能有半分糊弄和敷衍。
习近平指出，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讲“认真”不仅是态度问题，而且是关系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大问题，是关系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大问题，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大问题。
不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认真”都是共产党人对自身的最重要要求之一，也是这个世界第一大政党的优良传统和重要的“制胜法宝”。
